意見

生物倫理學的淵源與發展趨向

謝爾

我們生活在生物倫理時 代。沒有任何關於生物或醫 療方面的尖端科研項目和討 論不要求分析其倫理或安全 等問題的。也沒有哪個有關 科學、司法及醫學的部長級 國際會議不涉及生物倫理問 題的。在任何地方舉行的課 程 (研究生、碩士生或博士 生課程) 、研討會、大會、 地方委員會、國家委員書、 國際委員會以及雜誌和書籍 中，生物倫理無處不在。同 樣，在葡萄牙今年也出版了 關於這一引人注目的題材的 第一部論文集 (1)。

今天是這樣的情況。然 而，還不到三十年前，生物 倫理這個詞還不存在。生物 倫理這個詞直到1970年第一 次提出 (2 )。正是從那時候 開始，在這一命題下，開始 形成了道德問題，並隨著新 的生物學和醫學科學的出 現，它們同時又擴展到環境 和人類的將來生存等問題。

這一新學問的形成是如此 的迅速而蓬勃地發展，以至 在不多的幾年中使它成了國 際、國內醫學、生物學、哲 學、道德學、社會學、法學 乃至政治活動中不司缺少的 內容。

於是，我們要問，這一強 勁的運動到底來自何方?並 將向何處去?

我只想給大家說明，它是來 自科學家，但它現在遠遠超 出了科學的範圍，而是朝著社 會的各重大問題走去。

一、來自何方？

醫學倫理學的淵源與醫學 同樣久遠，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及其“誓言”(3)。但是直至本世紀中葉，大部 分與生物學和醫學相關的道 德問題都可通過職業道義學及 僅僅按照希波克拉底學派諸如 同情和無私等某些基本道德來 解決，甚至按照醫生永遠只能 完全為病人造福而行事的原則解決。

不過，最近出現了新的生物 科學和醫學科學的快速的發 展。它們在近二十五年裡的革 新遠遠超出了過去的二十五個 世紀的存在，而且在道判斷中 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情況。只要 想一下用多種措施能保住新生 嬰兒生命或延長某個垂死病人 的生命的緊急護理技術就足夠 了。甚麼時候採用或中止這些 緊急護理措施才是道德的呢？

另一些時候，沒有其它技術 辦法，無法避免的死亡已經將 問題解決，問題也就不會出現 了。可是，今天新技術的存在 就將道德選擇困難化了。這裡 說的技術的指器官移植、對不 育症的體外授精、產前診斷、 遺傳性治療及其它許多技術。由於科學將過去留給自然死亡 的權力交到了人類手中，諸如 出生、生存和死亡，試問，我 們可以使用這種權力到何等程 度，而這種技術可能做到的事 情到甚麼程度才能被道德接 受？也不僅僅是新的技術為新 的生物倫理提供了素材。正如 我們下面要指出的那樣，對生 物倫理的呼喚和推動同樣也來 自科學 (4) 。家也是諾貝爾 獎獲得者的馬歇爾.尼仁貝格 早在1967年就預料到，在25年 之內從技術上改變人的遺傳細 胞是可能的，可是科學只能在 很長時間後才能評估其帶來的 後果，尼仁貝格為此呼籟，科 學不要在它剛剛可使用時便毫 無顧忌地使用，而應該在掌握 了它對人類有利或有害的足夠 了解後使用(5)。

心理學家維拉特.加林和哲 學家達尼爾．卡拉漢早在1969 年就提出舉行科學家、哲學家 和其它領域的專家會議，以便 討論面對主物醫學科學的迅速 發展，社會和專業團體到底應 該做些甚麼這一共同關心的問題。於是通過這些活動產生了 黑斯廷斯．哈得遜 (紐約州) 社會、道德和生物科學協會，也就是人們所熟悉的黑斯廷斯 中心。

癌症專家萬.仁塞拉.波特 ( Van Rensselaer Potter ) 早 在1970年發表了《生物倫理， 生存科學》的著作 (見注 2) ，第二年，在他的 《生物 倫理，通往未來的橋樑》(見 注2) 著作中，波特已經表現 出對利用基因來提高人類生命 品質問題的別的關注。在這位 作者看來，生物倫理就是生物 圈的倫理不僅包含醫學領域， 也包括生態領域。它包括讓人 類能在這個地球上生存的自然 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是保 持一個能讓人類在地球上生存 的生態體系。儘管在後來的幾 年裡生物倫理學還是沿著醫學 問題發展，但由於醫學生物倫 理考慮的只是短期問題，波特 繼續堅持不應忘記為了人類的 生存而需保存生態體系的生態 生物倫理這一長遠問題 ( 6 ) 。他還認為生物倫理的這 兩個方面應買穿健康、控制生 育相不斷增長的人口等問題。

是堅信頻繁不間斷的對話會 給倫理學與生物醫學的進涉之 間的衝突帶來希望的婦產科醫 生安德烈．埃勒熱斯 (Andre Hellegers ) 把天主教和耶穌教 甚至猶太教等西方重大的宗教 倫理思潮引進這一對話。1972 年，在華盛頤成立了第一所用 生物—倫理命名的機構 ： 約瑟 夫和羅斯．肯尼迪人類繁殖和 生物倫理研究院，今天人們稱 它為肯尼迪倫理研究院。從 此，開始了對生物醫學進步司 能在其倫理、社會、經濟、法 律、哲學和神學力面所起作用的研究。作為第一所生物倫理 學研究機構，它為後來成立的 許多機構起到了榜樣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新生物倫理學的推動力基本 上應當歸功於科學家們，即生 物學家和醫學家。這一事實以 及隨之產生的並給倫理學造成 鮮為人知問題的新的生物醫學 技術，使我們可以認為生物倫 理來自科學。

二、向何處去？

儘管有上述淵源，生物倫理 在許多方面部超越了科學的範 疇、論斷、規律及目標，朝著 人類的重要問題由社會討論的 方向發展。

今天，許多新的醫療技術在 很多方面產生了超出醫生—病 人關係的後果，並在社會的經 濟、法律、心理及哲學、神學 和其它方面引起反響，對在這 種情況下產生的衝突的處理已 經不能也不應該只由醫學界來 承擔，而要求全社會及其不同 行業共同參與。生物倫理學是 全社會的產物。

由於這種社會範圍的介入， 生物倫理現在處於多學科之 間，特別是科學技術 (尤其是 生物學和醫學方面)、人文學科 (哲學、倫理、神學、心理 學及人類學) 、社會科學 (經 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 影響) 和諸如法學等其它學科 之間。這不僅意味著學科之間 的對立，即讓科學家們必須把 人文主義者和社會學者的價值 和標準納入其思維結構、而且 也必須把科學的法則和標準納 入自己的範例。這種 互相滲透的努力讓生 物倫理成為科學主義 和技術主義 (在這些 領域中科學和技術總 企圖成為唯一的全面 解釋) 面臨的對立 面，也成為按其推理 蔑視科學和技術知識 並否定其獨立性的哲 學主義的對抗者。生物倫理學的跨學科性 既想保持科學領域又 想保持人文學領域的 獨立性和自主性，遵 循並接受其不同的規 則、語言、目標和結論，但同時尋求它們 的互補性，尋求對維 護人類人的尊嚴的的 全面回應。

除此以外，這種多學科的共 同尋求產生在對生命和死亡的價值持有各種不同類思想派別的 多元社會裡。

這種混雜性正是各種生物倫 理問題的起因。因此，所以它 不應該被否定，否則就會曲解 生物倫理學，而應給予倫理學 中的少數派說話的權利。進步 發展的手段就是多學科和多元 化的對話，以及從不同立場對 歷史、文化及宗教的根源進行研究。

生物倫理道德應該成為社會 對適合於它的技術作出的決定。所以，這種多學科和多元 性特點也與另一問題相連，即 對不信教者、俗人、技術的一 般使用者及普通大眾開放。生 物倫理不能因任何專家的高貴 地位而強加於大眾，而應由大 眾共同探討及建造。正因為此，全世界舉辦著各種生物倫 理道德的課程，研討會和大會。需要為大眾提供非常客觀 的信息，給他們提供標準和原 則，幫助他們慎重地運用這些 原理，並使他們具備與人類感 覺一致的真正的人的倫理判 斷。生物倫理的論斷與我們社 會的公共福利有關，它應成為 正確的醫療衛生政策的一部 分。當今醫學技術的快速發展 令醫療費用迅猛上升。例如美 國，據估計，到2000年將佔國 民生產總值的15%，預計未來 的增長速度將超過國民生產總 值的增長速度。在加拿大的魁 北克，醫療費用佔政府預算的 三分之一。在大部分工業化國 家，醫療衛生預算已經達到威 脅整個醫療系統的程度。因 此，這方面的資金籌 集已成為末來生物倫 理的重要問題之一， 從而成為生物社會政 治問題。

為公共福利而進行 對話的必要性迫使各 國政府需要生物倫理 學這個符合各國文化 價值的學科的幫助， 使其在作出政治選擇 時有所借鑑。具體地 說，各國政府需要一 項有關倫理方面的意 見書，或者有關正在 研究中的生物醫學法 例的意見書，也應該 選擇合適的時期 (不 能過早也不能過 晚)，讓一些倫理論斷在立法性法規中出現。

從基本上說，由於 這些理由，從70年代 起在許多國家相繼成 立了有關倫理學的全國委員 會，其中有些是臨時的，另一些則是常設的 (7)。

上面提到的一些問題及另外 的許多問題(例如人口的迅猛 增長和戰爭的潛在性) 讓許多 人相信，生物倫理傾向於演變 為生物法學和生物政治。不 過，這一演變所面臨的危險不 能排除。歷史證明，每當醫生們大力參與政治時，其使命便 縮減和消失，於是，生物倫理 主義把官僚作為一種公共意識 的表達方式，會使生物倫理失 去其不可缺少的獨立性。正因 為這樣，在許多國家 (例如我 們國家)，那些全國性的倫理 委員會都是諮詢性機構。

科學是世界性的，可文化卻 是地區性的。所以，生物倫理 從生物方面來說是統一的，但 從倫理方面來說卻是多意義 的;或者說，同樣的科學應用 可以在不同的國家產生不同的 倫理價值。非對立的不對稱性 主要產生於非對抗的衝突性， 它應導致全面的、豐富的、方 便這種結合的多元政策。其目 的是全面的國際主義而不是世 界主義。

這種全球化表明，世界上不 同文化的差異不但不阻止、而 且鼓勵國際性尋求對我們來說 是共同的生物倫理參數。這種 基於持續性對話的跨學科和多 元化的努力，為承認獨特文 化、同時又尋求以不同模式出 現並對這些文化來說是共同的 人道參數的國際主義作出了貢 獻。在多種道義學中，單一的 生物倫理表明人類的集體意識 和對生存的天性。

三、結論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作為科學家們提出的跨科學問 題整體的生物倫理已經出現了 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鑑於考慮 新的醫療技術引起的道德問 題，生物倫理正向引起更廣泛 關注的生物學、生物互相依存 以及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等長遠 觀點問題發展。它越來越體現 出社會性、跨學科和多元性， 並接受大眾參與和協助國家政 策，以達到國際和諧。

生物倫理道德把新生物學， 包括生物醫學和環境生物學中 最現實及不可延緩的問題作為 二十一世紀科學自我批評的根 本目標。它從這些未來的科學 中迎接未來。生物倫理道德是 社會對適合自身的技術提前作 出的判斷。是世紀之交人類公 共意識的體現。

注解：

1. L.阿徹、J.比斯卡亞和W.奧斯瓦多統籌，葡萄牙38位作者共同創 作。里斯本，1996年Verbo出版社出版。

2. “生物倫理學，生存的科學”，萬.仁塞拉.波特著。【生物和醫學 雜誌】第14期，127-153頁，1970年；“生物倫理學，通向未來的橋 樑”, Prentice Hall出版，1971。

3. “Serment d'Hippocrate”，克拉依雷.安布羅塞利著，“醫學倫理”， 巴黎法國新聞大學，1988 (Que sais-je? 2422)。

4. “生物倫理：淵源及發展”，弗朗塞索著，發表於1988年的【人類生 存】雜誌， 101-108頁。

5. “社會將如何準備？”，尼任貝格著，【科學】第157期，633頁， 1967年。

6. 萬.仁塞拉.波特的著作“Aldo Leopold's Land： Ethic Revisited： Two Kinds of Bioethics”。【生物學和醫學展望】雜誌第30 (2) 期，157- 169頁，1987年。1988年被以“Global Bioethics： Building on The Leopold Legacy”為主題美國密歇根州新聞大學發表。1990年以“Getting to the year 3000, Can Global Bioethics overcome evolution's faltal fla2?”發表； 1993年被意大利弗羅倫薩 Angelo Pontecorboli 出版社以“Chiarelli B.Bioetica Blobale”為題出版。

7. 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 (這兩個國家都有相關法律) 已擁有國家級委員 會。在歐洲，第一個國家級委員會出現在法國 (1983)，隨後丹麥 (1985)，瑞典 (1985)，盧森堡 (1988)，荷蘭 (1989)，馬爾他 (1989)，意大利 (1990)，葡萄牙 (1990，全國生命科學的倫理道 德委員會，見該委員會主席阿古斯托.洛貝斯.卡多左1995年發表在 “文化與通訊”141期的文章，439—451頁)，芬蘭 (1991)，挪威 (1991)和比利時 (1995)。其餘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英國、瑞士、斯洛 維尼亞和土耳其設立的是按照另一種不同模式結構，但也是國家範圍 的委員會。摘自馬利亞.皮拉爾的著作“全國倫理委員會”，醫療 工作第229 (3) 期，147—160頁，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