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耀祖 -
如果把穩定和不變理 解為平衡的話，則這種平衡是
不存在的。對本人而言，只會 有頃刻的和霎時的平衡，因為
生命是恆變的。黑社會和犯罪 組織也是有生命的團體。在他
們內部的矛盾是會逐漸凸顯 的。 討論
社會秩序VS.有組織犯罪
圓桌論壇
包偉鋒 - 賭場內有一個以賭博 為核心而進行邊緣活動的地下 世界。在賭場設立混合警隊似 乎對這個世界的「和平」來 說，是一個不穩定因素，這種 做法似乎已破壞了存在於警方 和另一方，即黑社會之間的平 衡。可否就這種平衡談談？
古耀祖 -
如果把穩定和不變理 解為平衡的話，則這種平衡是
不存在的。對本人而言，只會 有頃刻的和霎時的平衡，因為
生命是恆變的。黑社會和犯罪 組織也是有生命的團體。在他
們內部的矛盾是會逐漸凸顯 的。
警隊和博彩稽查過去一直不是駐在賭場內的，他們是在賭 場的外圍。由於後來發生爭奪 賭廳的控制權，警方在博彩稽 查的協助下，決定組成聯合小 組。此舉最低限度證明了是恰當的，在打擊罪案方面是較有 效的。
賈蒂安 - 今日澳門所面對的問 題不是有組織犯罪的問題而是 暴力的問題。暴力，有發生於 賭場內的，也有其它發生在賭 廳外的，後者是眾所周知的暴 力。大體說來，這些暴力都與 經營賭業的各種方式所引起的 爭端有關。
顯然，有關當局對各種的暴 力應靈活地給以回應。對維持 賭場內紀律的有效回應當然就 是派駐警察在內了。賭場以外 亦有一生地方是從事賭博活動 的，在某種程度上，在那裡發 生的暴力亦與經營賭業的方式 所引起的爭端有關，對這些暴 力的回應與對發生在賭場內的 暴力的回應，方式便應有所不 同。
談到犯罪組織和警隊間的平 衡，我認為這是荒謬的。兩者 之間絕無平衡可言。應該要有 的就是要具體確定一條能清楚 界定合法與不合法的界線。在 澳門，這條界線是否落實就取 決於葡萄牙行政當局各機關的 作為。
東方社會的組織或許較我們 慣見的西方社會為嚴密。那些 邊緣現象有它自己的秩序條 理，如果劃分合法與不合法的 界線能清晰界定，在這些組織 內爭奪權力的策略和方式便會 按他們自己的法律理念的規則 而發展。
我不想混淆視聽。不是因為 有警察的出現才會在賭廳外發 生周知的暴力行為。發生在賭 廳外的暴力，追源溯本，很可 能是在賭業經營的方式上，在 合法與不合法的界線間的灰色 地帶上。因此，在某種程度 上，這種暴力是因行政當局面 對這種社會結構時政令不明而 引發的。
包偉鋒 - 然而，這只是一條抽象的界線。合法或不合法的意義在刑法典和在補充刑法典的 單行法例上是很清楚的。但有 一件事，就是原則，其次就是 原則的效力。
賈蒂安 - 並不完全是這樣的。基本上，這條界線的劃定取決 於組織的方式和代表合法權力 的存在方式。如果權力的存在 和這種組織的方式是很清楚 的、毫不含糊的和透明的，並 且能劃定甚麼是社會倫理觀念 可接受的時候，從事不正當活 動的非正式組織在訂定策略時 亦會考慮這條界線。
包偉鋒 - 面對目前的暴力事 件，我們是否可以斷言劃分合 法與不合法的界線尚未有足夠 的清晰度呢?
賈蒂安 - 這是澳門社會運作上 一個有點兒模稜兩可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我並不是說周知 的暴力就是根源於此。暴力與 此當然有關連，但也另有原 因。這些原因可追溯到整個社 會的運作情況和今日存在的一 種需要，這種需要就是要認真 研究在賭業內有甚麼個中原因 可解釋所發生的暴力爭端。
從這些組織的社會觀點來 看，我們可進一步作一可信的 假設，就是當領導位置要被繼 承時暴力就必然發生。這是一 種獨有的世代之爭。在任何的 組織內只要發生爭奪領導位置 的事，就有可能出現上述的情 況。倘若對發生在我們身邊的 暴力事件不尋源究因，就不可 能有全面的答案。當爭奪領導 位置的事情發生時，組織內部 便會紊亂起來，而紊亂會加劇 各種暴力的緊張程度。暴力的 引發亦有其它原因，但所出現 的和產生的暴力的形式所以難 以 測，是因為仍未對暴力暴 發的原因尋根究底。
包偉鋒 - 至於運作的問題，即 如對從合法的界線轉變至不合 法所作出反應的方式，會把我 們引到法院的課題。很簡單， 可以肯定除了警方外，法院在 解釋這個合法性方面亦擔當了 重要的角色。文第士，你認為 法院在這方面擔當甚麼角色？
文第士 - 在回答你這個問題之 前，請讓我談一談下開始時所 提出的平衡與不平衡的問題。
當我初抵澳門時，我眼見的 澳門是一個相對平衡的社會， 亦即是說，那時出現引致混 亂、無秩序的因素尚不致令人 擔憂。但出現了某類頗為嚴重 的罪案時，就令人想到我們正 身處一個極度不平衡的地方， 這就有必要作出某種干預。
事實上，一向以來的處理方 法部是從寬輕判，而法院亦不 懂得揭開帷幕去察看犯罪組織 究竟在哪裡。然而，我認為問 題並不在於此，而且這問題並 非關於法院對此有沒有敏感度 或有沒有能力去判決有組織犯 罪。我認為主要關鍵是證據的 問題，我們曾在法院見過這樣 的事實 : 檢察院起訴某犯罪組 織的罪行，但當力求揭發，舉 證證明犯罪組織的存在時，結 果通常都是徒勞無功的。為甚 麼呢？因為，追根究底，都是 警方調查的仔細程度不足，而 令法院無證據把嫌疑犯入罪。顯然，你們會說可以透過立法 去解決呀！當然，我認為此事 正在進行中，或者一早便應該 做了。我認為必須要把容許法 院判決有組織犯罪案件的規範 賦予這個體制，而缺乏這些規 範便可能是所謂不平衡的原 因。
賈蒂安 - 我想作一些補充，證 據這個問題基本是與文化有關 的，法律對此有時也無能為 力。到底，甚麼是證據呢?就是若干試圖說服法官的論據。
古耀祖
目前，於下午二時在里 斯本的自由大道設置的
櫃員機提錢要比晚上在 澳門散步危險。
一個持西方文化標準的法 官，他要面對的是在東方社會 進行邊緣活動的非正式組織的 具體情況。
西方社會的犯罪組織的界線 是非常分明的，它們存在於社 會結構之外。在東方，所有這 些界線或者都是模糊不清的， 因為所有活動的組織都有一條 共同遵守的規則。這就有一個 難題，講求西方證據辯論的法 官在澳門面對具體的事實時，必須經常要作出調整。
這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有 絕對可信的證據。書面筆錄或 在聽證時說話的內容是不足夠 的。必須要依循一些有效途徑— ——這裡觸及法律現代化的問 ——就是調查紀錄和證據要件 能給予法官信心，以便他可以 從事有據，以便他可以把犯罪 組織的罪行繩之於法，把這些 罪行與日常所見的似乎是有組 織的罪行分開，也以便他可以 區分一些有組織地由好的已變 成錯的，即由合法的已變成不 合法的或尚未完全轉變的個 案。我認為法律界的努力應多 放於研究證據推論所需情報的 收集方式上而不應太多放於罪 案的分類或以抽象的方式引入 在歸罪方面有太大彈性的新元 素內。
文第士 - 我同意為收集證據創 造不同於今日刑事訴訟所規定 的機制。此舉可為法官的工作 帶來方便。對此，我們可參考 其它法區的做法。例如意大 利，證人是被安排在隔離的環 境中作證。對賈蒂安的意見， 我不同意開頭的部分。
他所說的與法官的敏感度是 毫無關係的，更貼切點，即是 與西方法官的敏感度毫無關係 的。在我們的體制中，任何法 官噢無論是西方的或東力的噢 所用的標準都是法典內所定的標準。任何法官都必須以這些 標準來訂定證據的價值。這並 不是法官的文化噢無論是西方 文化或東方文化噢是敏感度的 問題，因為無論東方或西方的 法官所遵守的規範都是那些現 時生效的規範。一面是法官對 這類罪行有沒有敏感度，另一 面是觸及證據的問題，兩者不 能混為一談。
蕭柏堯 - 說到底，是現時的刑 法法律體系相對於澳門社會的 情況是不適合的，我們現正把 我們的法律體系用於澳門，就 好像我們置身於葡萄牙的城市 和鄉村一般。我認為這是形成 組織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這 些原因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上，我們的法例並不完全適宜 用於打擊所有的暴力罪行。或 許對個別出現的罪行適宜噢請 容許我這樣說噢這些個別罪行 都是由非法入境、社會問題和 失業問題所引起的，我們的法 例當面對有組織罪行和黑社會 時便不管用。
我們的法例對證據問題亦無 提供完滿的解決辦法。在審判 中，對有組織罪行完全提不出 證據。證人又聾又啞、嫌疑犯 同樣又聾又啞、家屬也諸多顧 忌而不能暢所欲言，或諸如此 類。在此情況下，那有證據支 持下去。而且，事情是這樣 的:當我們未有機制去促使開 始時所獲取的證據有效時……之 後，在法院又沒有證人，亦從 來沒有人看見甚麼，之前所作 的聲明便完全不管用。說真 的，我們的法律不適合這裡應 用。這裡的人情物理與葡萄牙 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請讓我談談法官的工 作。司法官的培訓一直影響了 規範犯罪組織的第l/78/M號法律 全部內容的適用，而且此法律 已被通過生效。這法律訂定的 若干推定因違憲的理由而不適 用。
尚有一些機制是妨礙打擊有 組織犯罪的，這應由所有人去 承擔，例如羈押和處分暫緩的 情況。在葡萄牙我們有一個原 則，就是當一個人在一生中因 首次犯錯而被送到法院去時， 這可以成為法官對犯人處以暫 緩處分的條件。在澳門，百分 之九十九的實際情況不是這樣處理的。在這裡，我們帶一個 犯人上法院去——這裡是說有 組織犯罪——這樣做是因為我 們搜集到一大堆證據而已。
賈蒂安
我徹底反對這樣做。在 這裡有人說合法與下合
法的界線已規定在法律上。這是不確的，它其
實是規定在行政程序內。
文第士 - 好了，我們已有的法 律就是那些現正生效的法律， 對此情況我們是不能逃避的。
蕭中校或許尚未看得透的問 題，請容許我告訴你，是證據 這個課題。這裡有模糊不清的 情況，必須要加以解釋。不足夠的是 : 一個司法人員來到法 院並聲稱 : 有一個人自私牢中 逃跑出來，之後來找我，於是 我們一起到現場去 ; 當我們抵 達那裡時，看見兩三個人在那裡看守著另一個被禁錮的人， 等等。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懂得 區分情節共犯和犯罪組織，這 是癥結所在。我們在這例子中 所抓到的只是兩三個粗鄙的 人，他們是在一個受虐待者的 房間內或一個單位內被捕的。這情況與另一個舉證來證明這 三個市民是犯罪組織的分子所 引起的情況不同。這兩種情況 截然不同，我們必須要懂得分 辨。而這就是我所提出的證據 問題。不能說我對犯罪組織的 活動不敏感。顯然我是敏感 的。只不過我的敏感是放在 「下游」而不是放在「上 游」。只在有證據後我才對罪行敏感。這就是為甚麼我一貫 所抓的重點是證據的問題。
蕭柏堯 - 在證據的問題上和在 舉證責任倒置上。因為問題的 根源便在於此……
文第士 - 請留意舉證責任倒置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蕭柏堯 - 當然，但問題是……
賈蒂安 - 由此看來我是有道理的：問題在於探討真實情況的 文化模式上。
官樂怡 - 暴力事件確實有所遞 增，正如我們所料。現在我們 在澳門正處於一個非常特別的 時期，其間，因事態的自然發 展，發現到當局權能不力的現 象，當然，這是仍未被過渡期 完結後所取代的當局權力。這 種特殊的情況引致社會自身逐 漸產生的平衡完全失去，並因 此而產生緊張的狀態，這種狀 態很易引發更多暴力的行為。依我所見，最近暴力事件的暴 發是與過渡期失去平衡有關。這情況必須遏制並應以特殊的 方法去對待，因這情況已超越 對異常情況所能作的預測的範 圍以外。
我們所擁有的法典是涵蓋了 刑法最新概念的法典，但是可 能有些地方不適合澳門的實 況。在證據的問題上，對澳門 來說我並不以為最佳的方法是 指往相反方向的方法。如我們 真的對證據過分草率信任，我 相信不公義的情況會更嚴重和 會令我感到對清白的人判刑的 情況會多於應重判的犯人予以 輕判的情況。
第1/78/M號法律過去是一個解 決方法，當要面對一個非以西 方社會慣用標準去約束的社會 而工作時，這是有需要的。在 澳門這個地方很難區分哪些是 犯罪組織哪些是與此無關的組 織。因為，有時我們會碰見一 些青年人的組織，他們實在太 年輕了，他們群集在一起，但 並非犯案。他們之所以這樣做 是他們感到要聚在一起而已。如果我們考慮此地的傳統時， 我會認為為了某種活動而設立 團體的傾向是平常的事。我們發覺有一些不如從何而來的組 織，諸如此類。這些組織會產 生互相呼應的聯繫，當然有時 會轉變成頗為暴力的情況，但 我們不能因為他們聚在一起， 或他們都有共同的理念，一個 較暴力的理念，便說我們正面 對一個犯罪組織。
包偉鋒 - 這就蔕引我們說到無 罪推定......
宮樂怡 - 我並不是想說不應該 談到無罪推定的話題上去，甚 至無需使用一個與澳門實況配 合的適中標準。我永遠從一個 原則出發，即使在我多年任法 官的期間，這原則就是需要按 照我們置身的社會結構而把各種的標準調和起來。澳門這個 地方是必須要做調和的工夫 的。無罪推定不應用於那些祇 因為無證據而當庭釋放的人。如果有很多處於這種情況的人 被釋放，所有其它可以在相同 情況下出現的違法者會感到某 一程度的縱容。
文第士
這問題並非關於法院對此
有沒有敏感度或是否有能 力去判決有組織犯罪。我認為這主要是證據的問
題。
我認為在過渡期間要特別小 心和面對這些情況時更要嚴謹 從事。應以公共利益為首，其 他人的特殊情況為次。我相信 在進行簡易調查時施以羈押較 在六個月後施以半年監禁更為有效。或許羈押期會較稍後才 重判徒刑更為有效。預防的效 果對過渡期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
包偉鋒 - 有人認為憲法對權 利、自由和保障所定的核心一 直以來對有效打擊有組織犯罪 是障礙之一。這當然是有點誇 張了或許......
古耀祖 - 我已注意到這個問 題，但我想先評論一下賈蒂安 所提出的。我認為問題並不在 於合法與不合法。這些界線在 法典中和單行法例中已訂得很 清楚。可以使人有點縱容的感 覺，這是因為警力的行動並不 如想像中的迅捷，對此，檢察 院也不能免責，法官亦不能， 諸如此類。我認為不會因界線 訂得清楚或不清楚而影響到罪 案的多寡。
關於犯罪的原因，賈蒂安說 得好，顯然是當發生承繼領導 位置的事情時，如果不能以和 平的方式解決，問題便會出 現。但這並不是暴力罪行的唯 一原因，很明顯在此時此刻， 暴力罪行的起因很大程度是與 想在賭博收益中分一杯羹有 關。當然亦與過渡期有關。在 這裡，有一個令人垂涎的蛋 糕，有香港過渡的問題，有某 類想移師澳門的香港犯罪組 織，也有在澳門各犯罪組織內 蓄勢以對付某個香港組織的趨勢。
事實上，罪案增加了。不是 暴增而是漸增。顯然，人身安 全已是我們大眾的憂慮。這方 面實在已說得太多了，亦因此 而產生極之不妙的效應。但必 須要考慮澳門的規模，如果我 們看看犯罪的統計，並將之跟 澳門規模相若的城市相比時， 這些統計資料對我們來說顯然 是有利的。目前，於下午二 時，在里斯本的自由大道設置 的櫃員機提錢要比晚上在澳門 散步危險。治安問題已成眾矢 之的，但因此而說情況已失控 ……我不同意報章所報導的，這 裡尚未轉變成東方的芝加哥。
在我抵澳時，曾有一件事對 我造成很大衝擊，而且傷害了 我的法律敏感度，這就是第1/ 78/M號法律的內容。後來，我 知道這法律在當時是有既定的 目標要達到的。又領悟到犯罪 組織對犯罪的思維模式與葡萄 牙刑法所估計的模式完全不 同，而後者是利用法律推定把 這類法定罪狀與有組織犯罪連 繫起來的。在警察局曾對某些 人做過一些專案調查，這些人 在調查中都承認是黑社會的成 員。我不知道這是否可作為證 據。在第l/78/M號法律的規定面 前，對我來說這就是證據。但遵循葡萄牙刑法典的思維模式 則或者不是。
另一方面，關於年輕人集結 的意思，他們這樣做並不一定 與作案有關。如果我們以為每 個星期五所有聚在一起的青年 人都是為了作案，那麼我們對 年輕人還自有甚麼信心！然 而，另一方面，對警察而言， 他們可能不指出一直有若干 的罪案顯示有青年人牽涉在內 的事實，而且也們愈來愈年 輕，他們，受顧於黑社會。
蕭柏堯 - 澳門是稅務天堂，也 是犯罪天堂。我常聽到有人說 英國人是民主人士，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民主人士。然而對比 之下，我祈望澳門有一個與香 港相若的刑法體制。
蕭柏堯
澳門是稅務天堂，也是犯
罪天堂。我常聽到有人說 英國人是民主人士，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民主人士。然而對比之下，我祈望澳
門有一個與香港相似的刑 法體制。
至於基本權利的問題，是否 這些權利的存在影響了警察的 調查工作呢！顯然，如果我們要遵循葡萄牙的模式去建立一 個法律體制，我深信權利、自 由和保障不會影響治安，亦不 會影響警方的調查工作。然 而，要找出一個折衷的辦法， 況且這個辦法又不能為了取得 最大的效果而影響這些基本價 值。這個折衷辦法，即如蕭中 校說的，可從證據的機制著 手，例如證人的保護，警察行 事的高效率 (為甚麼不？) 和 市民的通力合作。因為在市民 中，我們發現到一種現象：市 民對罪行有自己解決的傾向，也想親手伸張正義。他們不完 全知道正義根本不是這回事， 正確的是應有正式的監管機制 才有正義。因此，我相信權 利、自由和保障的核心絕不會 影響原則和社會的保護，而且 絕不妨礙打擊罪案。
蕭柏堯 - 我完全不同意你剛才 所說的。事實上，這個社會今 日對我們的公義已無信心。讓我給你一個實例。早前，有一 名核子在䊵仔遇害，他的家人 去找黑社會的人，以便向正在 路環監獄服刑的嫌疑犯「算 帳」，亦即是說，現時市民確 實不相信我們的公義。亦因 此，這個體制將不能長久，因 為到十二月二十日時中國當局 會這樣說，澳門的刑法體制不 適合澳門的實況。因它已無 用，由另一個代替吧！所以， 我認為我們正在把澳門的過渡 期推向危險的邊緣。我們必須 對此情況反省思量。我剛才說 的例子已證明我們的法律體制 不適合澳門，我亦認為這是十 分嚴重的。我們必須要使我們 的法例配合澳門的實況。至於保護權利、自由和保障 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分析我們 究竟把這些基本大法用在誰人 身上。那些用刀斬人、欺壓弱 小的、胡作非為的黑社會分 子，是否應該享有這些基本權 利呢？這就是我認為是重要的 問題，因為我認為自由和保障 是一個正當的人才應享有的。
包偉鋒 - 你即是說權利、自由 和保障的重要核心是較偏幫犯 罪者，黑社會可以此作為「法 律自衛」的力臂……
蕭柏堯 - 澳門是稅務天堂，也 是犯罪天堂。我常聽到有人說 英國人是民主人士，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民主人士。然而對比 之下，我祈望澳門有一個與香 相似的刑法體制。
古耀祖 - 我要提出質疑。合法 與不合法的界線是在法律裡 面，這已談過。這是不正確 的，應是在行政程序中。所有 的紀律機器 (制度上的) 只有 在公平處事的原則下方能有效 果和能在社會上生存。亦即是 說，要將法律的內容放諸實 踐。而目前在實踐法律內容方 面或許我們有赤字，亦因此法 官很難接受呈諸法院的證據。在此情況下，一定要重新塑造 舉證模式和舉證環境，以便不 太偏重口頭證據，不對證人進 行秘密聽證，便他們置身於可 信的和公開的反覆論證以外。然而，有些方法是很好的，例 如，搜集證據的記錄的先進方 法，如錄影機，可保證口供的 可靠性，而翻譯員方面，不要 他門成為真正的裁判者。
只有在具體實踐法律精神的 機制內方能定出合法與不合法 的界線，這界線只不過是對行 政當局的一種信任的聯繫而 已。當這界線模糊不清時，當 市民大眾對行政當局的日常工 作的恰當性持些許保留態度 時，他們理所當然會訴諸非正 式組織和他們自己所定的法 律。這是因為他們自己立 「法」，這「法」、對他們來說 完全具有官方所立的法律和成 文法的效力。在這情況下，當 局的運作當出現赤字時，社會 中傾向有組織的一方便活躍起 來。當然這是暴力的法律。使 暴力變成正當的法律，自有它 本身的表現方法。說到底，在澳門的暴力事件 的暴發只不過是「某些判決」 的結果而已。這些判決當然不是來自法院的，是由「另一 邊」來的。我認為要努力去發 展法例的現代化，但必須要有 嚴謹的組織，亦即是說要為行 政當局的整體運作的公義重新 定位。這並不單是警方的問 題，而是整個行政當局的問 題，是隨著社會歷史和日常生 活節奏而運轉的行政當局的問 題。當這重新定位未有做到時 噢這是當前急務而且需具有很 大的果斷精神噢暴力增加是必 然的。
官樂怡
我們應創造一個能作出 最迅捷反應的系統，即
使這系統並不訴諸重 刑。在澳門最有效的是
即時的幾天監禁，這對 事後再結予重刑更為有
效。
蕭柏堯 - 另外，在我們的法律 體系中，最後的結果往往是無 罪釋放，因為我們甚麼也證明 不了……
賈蒂安 - 倘在證據辯論中能給 予法院可靠的資料，很自然所 作的判決是公平的，而且亦能 對具體的情況給予適當的回 應。
讓我們看看舉證責任倒置的 問題。舉證責任倒置是與我們 的推論系統相反的一種玩意。在它本身內是有不公義之處的。因此、它在我們的司法行 政的運作中是一種紊亂機能的污點。舉證責任倒置是一個新 的課題，它在西方社會中已掀 起爭論的浪潮、因為邊緣組織 的勢力相財力已日漸增大。因 此，不能把在這裡爭論的和在 國際也爭論的課題引入一個尚 未發展完臻的社自，如澳門社 會。為甚麼？因為，它會淪於 不公義，如果它淪於下公義， 則令有該種概念運行的紀律系 統 (與一個細小城市很相近) 的公信力盪然無存。然而，如 果我們處理陳述證據時持求真 和嚴謹的態度，那麼，公信力 將會增大，公信力增大，理所 當然會促快法院對這玩意作出 最恰當的法律解決方案。
文第士 - 我想對我之前所提出 的理念作點補充。我們必須清 楚我們究竟是要在澳門留下源 自西方母體的法律體系抑或我 們要在澳門留下某些與這個西 方母體無關的東西。這是一個 值得討論的大問題。如果我們 要在澳門留下源自西方母體的 法律，顯然，已生效的刑法典 和刑事訴訟法典正是源自這種 西方母體的正確表現。現在這 是否有不足之處或在過渡期 後，這系統將不為中國人所接 受，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必 須考慮的是重訂那些法典，或 者我們必須放棄西方的母體並 另闢蹊徑。
包偉鋒 - 但我認為不僅是在將 來接受與不接受的問題，而是 目前在運作上的問題，正如在 這裡所提出的......
文第士 - 這點可以從另一角度 看：是否可能在西方母體的法 律標準內引入一些能令到運作 更為有效的改革或法例修正？ 這是我的看法。
我對這類犯罪並不是不敏 感，但我必須要有一些機制使 我能作出可靠的決定。對我來 說，某一個人在警局說他屬於 某黑社會的份子是不足夠的， 以後又怎樣呢？這些供詞是否 只在組成案卷的期間內有效？ 正常來說，這不應該發生，但 這些供詞在以後確是無效的......
蕭柏堯 - 所以如此，是因為當 時他受到威脅，家人也受威 脅，更有人恐嚇要割掉他姪女 的耳朵......
文第士 - 蕭中校先生，不是這 樣的。問題是該市民在警局內 願意承認是黑社會分子，但當 在刑事預審聽證時就不願意承 認了......
蕭柏堯 - 請聽我說，我知道有 一件關於一個判決的具體個 案。其中的嫌疑犯在刑事預審 法院所作的聲明和在司法警署 所作的囗供部說他是黑社會份 子，他有兩立手槍和有X 發彈 藥，又說出部分的犯罪活動。雖然作了這些聲明，但他的犯 罪組織的罪行終獲判不成立。
包偉鋒
合法或不合法的意義在 刑法典和在補充刑法典
的單行法例上是很清楚 的。但有一件事，就是
原則，其次就是原則的 效力。
古耀祖 - 我也知道若干個案，其中有在警局內作聲明的，但 無第三者在場，這些嫌疑犯說 他們是黑社會份子，解釋了人 的的儀式等等。隨後，進打預 審，但他們卻不知所棕，我也 不知道後來宣佈了甚麼的判 決。
文第士 - 我沒有消息可以提 供，亦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嫌疑 犯具體地說，「我是某某黑社會 的成員」、 「我的老大是某某 人」、「組織結構是這樣這樣 的」等等。容許我清楚地告訴你，我從未在訴訟材料內碰 到過這樣的聲明是法院可以 使用的。
可以的話，我們再談回推 定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 重大的課題。
對司法的信心來說包含了其 它可能是更為複雜的元素，而 且並不局限於法院在具體案件 中所作出的判決，重要的是， 法院對本身向一名犯下嚴重罪 行的公民所科處的懲罰必須要 堅定。具體地說，我認為社 會是希望法院不要輕判那些例 如是犯下特別嚴重 罪行的人。
蕭柏堯 - 此刻，正 如官樂怡剛才所說 的一樣，我寧願罪 犯即時被判罪，好 過他在六個月後被 判監十年。我寧願 他現在便被判監三 年......
文第士 - 不，蕭中 校，不是這個意思。重要的是最終 的結果，也就是 說，當法院審判搶劫或勒索和不法借 款等案件時，能按不法行為 的嚴重性去作出恰當的處 罰。我的意思是甚麼？我是 想提請大家注意另一個我認 為當觸及第1/78/M號法律時， 同樣值得大家分析的問題 :
對於由兩個或更多的人一 起犯下的某類罪行，為甚麼 不加重刑罰？我認為通過這 種方法，能得出一個更公正 的解決辦法。然而，立法者 在規定法律要件時必須加倍 小心，務求能定出，例如一 個對人身侵犯的假設，並非 任何一種對身體的侵犯，而 是一種在某特殊情節下作出 的人身侵犯。這樣的話，刑 罰將予以加重，且在某些情 況下，刑罰不容許暫緩執行 ......
蕭柏堯 - 在《刑事訴訟法典 》第一百九十三條裡面， 「應該」一詞受到非議......
文第士 - 不，不，蕭中校有
所誤會。我曾經有機會就這 課題寫了一篇粗拙的文章，
在最近幾次有關《刑事訴訟 法典》會中發表過。我主張
的“參與討論者也同意我的
見解”是關於對若干罪行採
用第一百九十三條將不容擔 保的罪行重新引人澳門。我
估計在制定草案階段時，這
問題曾被提出，但現在問題
已經明朗。隨著新《刑事訴 訟法典》的出現，澳門有了
不容擔保的罪行。我認為是 好的。
賈蒂安 - 但是，蕭中校提出 的重點問題是審判工作的遲 緩......
文第士 - 喲，賈蒂安......當我 正把工作程序限於一個月的 時候，你說澳門審判工作遲 緩嗎？......
賈蒂安 - 不是，我說的是從 揭發罪行開始拖延的時間......
文第士 - 賈蒂安和蕭中校知 否我們從拘留起計，三或四 個月內便要對在押被告作出 審判？
賈蒂安 - 但可能 是太長了吧......
文第士 - 但賈蒂 安要說我們不能 超越尊重人權的 限制！......除非是 簡易訴訟程序......
賈蒂安 - 有甚麼 不能？就這樣 做，但對提出證 據要有保障。
蕭柏堯 - 降低刑 幅，採用簡易訴 訟程序。
文第士 - 對哪類罪行而言？
蕭柏堯 - 或許是對勒索、高 利貸等罪行而言。我寧願他 們現在就被審判及判罪，可 能是判處接近三年的刑期都 不大願意見這些罪行要進入 專案調查階段、預審階段等 等，然後，犯人才被判監五 年。
現時，是寧取他們在簡易 訴訟程序中被判監三年，然而，重要的是，判決要迅速 作出。
文第士 - 但是要注意：假如 刑罰幅度由一個月至三年， 假如法官必須根據法律所定 參數來酌科刑罰，大家可看 看法律是如何規定這些極嚴 重罪行可科處至三年刑期。我想這是破壞了......
蕭柏堯 - 不，不是......我只是 舉出一個例子而已，但是......
賈蒂安 - 可以想 像一種令簡易訴訟 程序適用於刑罰較 高案件的模式。簡 單來說，要實際地 尊重個人自由，簡 易訴訟程序便需要 具保障性 (具透明 度)，尤其在法官 面前提出證據的階 段，有完整及有有 效的記錄，在事實 上的事宜方面要有 兩級的上訴。
文第士 - 第2/9O/M 號法律對於為在非 法移民範圍內的偽 造文件罪設定二至八年刑 罰，而我認為在這情節上這 些罪行的嚴重性並不高，蕭 中校為甚麼不主張其修正， 從而容許審判以簡易訴訟程 序進行？
蕭柏堯 - 我是支持這種做法 的。我們已為此而寫了......
文第士 - 我很高興知道這 事。讓我告訴你另一件事 情：假如以簡易訴訟程序或 在獨任庭審判第2/9O/M號法律 所設定的罪行，可以肯定的 是，較嚴重的罪行將會用三 分之一的時間來作預審，因 為法院將不再受因違反該法 律而出現的數以百計的訴訟 程序纏身。假如法官能擺脫 這些程序的糾纏，可以肯 定，在已迅速作出審判的法 院將能由三、四個月再加快 至一個半月或一個月......
官樂怡 -
經驗告訴我，當那 些屬犯罪組織的被告在警察部
門接受問訊時，因身份問題而
自認屬於這個或那個黑社會。然而，由此時開始，並沒有真
正地就有關犯罪組織進行調 查。換這之 : 從跡象上看來，
嫌疑人是具體地實施了一項罪 行;口供內載明他自認屬於某
個黑社會;但是，此後的調查 方向是要查明該等案情是在甚
麼情節下發生；然後，就這樣 把卷宗送到法院。
我覺得要是有 (決斷地) 調 查犯罪組織的意願和意圖，只 要被告自認屬於某一個黑社 會，便應集中在這方面進行調 查。只有在這個調查階段，方 能搜集到日後法院可對被告判 罪所需的資料。
我必須承認，在許多我曾經 參與的案件中，關乎犯罪組織 的罪行獲判無罪的百分率極 高。道理很簡單：在審判聽證 過程中，被告否認屬於黑社 會，儘管之前他們在警察部門 及刑事預審法院的預審過程的 直接對話中，曾作出相反的聲 明，而在審判中，法官面對著 沒有任何資料支持被告先前所 言的這個事實，是沒有能力支 持先前所作聲明的 調查工作，我認為 問題在於缺乏專門 針對犯罪組織的調 查而側重於由個人 所作出的具體罪 行。
我想重申的另一 點是 ：在過渡期 內，能迅速對所有 犯罪行為作出回 應，對澳門來說是 異常重要的。我留 心地聽取了大家就 簡易訴訟程序所交 換的意見，我毫不 懷疑社會是需要一 種面對視為侵犯社 會價值的事實所能作出的即時 反應。我們應建立一種能使這 反應更迅捷的制度，即使這制 度並不訴諸重刑。在澳門最有 效的是即時的幾天監禁，這對 事後給予重刑更為有效。我是 憑作為律師的經驗來說的。那 些來求助於我的人甚為關注的 是：把人從監獄救出來。對被 救出來的人而言，日後如必須 回到監獄的這個事實要叫他們 難堪，影響家人、影響朋友、 影響所有的人，但這情況最終 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是有益的。
